记得199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吴主任上门诊，叫我过去，说要成立一个新的科室，叫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愿不愿意过去和他一起干。当时我刚毕业不久，正在内科轮转，在呼吸科跟着吴主任，只是觉得这个老师很优秀，至于重症监护治疗病房的内涵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大概和我在急诊科时的监护室差不多，这儿收治一些中毒的病人，我经常跟着老师做气管切开、简单血液灌流，还有那种老式的国产呼吸机，整天过得很激情，如果是单独成立的重症监护治疗病房，面对全院病人，岂不更有意思，我决定去干。
人很有意思，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又很简单，一念之想就可能改变一辈子的方向，不亚于所谓深思熟虑的选择。
当时我就是带着一股激情，不仅老百姓不知道监护室，其他医务人员不了解，就是我这将要从事这个专业的医生也不清楚，这个科室到底能干啥，更不知道重症医学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重症医学能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攀岩，爬到更高处，看到了更多的风景和责任。
第一次直接感受群体性事件大约在2002年的夏天，是一起氨气中毒，因为吸入性肺损伤，部分病人因为呼吸衰竭住进我们科，要呼吸机治疗。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有呼吸机和监护仪就是所谓的监护室了，对呼吸机相关的一些列操作、监护仪数字背后蕴含的意义、还有呼吸机监护仪之外的众多问题，知之不多，更何况还需要有一帮人专职去做。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这几个严重病人都顺利地转到了呼吸科行下一步诊治，政府和医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我当时只是觉得我们的专业了不起，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否则这一部分呼吸不行的病人应该大部分很难自己熬过去吧!
这时候，和全国一样，科室的名字已经叫“加强医疗科”，好像原先的“重症监护治疗病房”并不能充分表达强化治疗的意思，实际上，这都是来自于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翻译。这起氨气中毒事件后，我也觉得，确实“加强医疗”更能表达我们工作的性质。
其实，我心中还是有疑惑的，因为在救治期间，我国重症医学的创始人北京协和医院的陈德昌教授和北京复兴医院的席修明教授来会诊，汇报病例后，陈教授问我，你觉得这些病人的呼吸衰竭和其他呼吸衰竭的病理损伤有什么不同呢?除去肺之外，又有什么病理损伤呢?病人的内环境怎么样?——病理生理是我们专业的基础，但在临床中并没有把病理生理真正贯串其中，不仅仅是调调呼吸机参数这么简单。
我朦胧觉得，好像只强调“加强医疗”也是不完美的，没有监测怎么更好地治疗，好像最初的名字“重症监护治疗病房”也有其朴素的道理。
尽管有这次和随后几次类似的群体事件，但我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上意识到重症医学会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关系，也不知道除去这种常规的救治外，还能有什么更重要的作用，直到2003年的“非典”。
这一年的4.20号，因为主编一本急救教材的事在北京开会，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异样，而此时，广东和香港“非典”已经开始流行，不记得当天晚上电视台播报了什么，第二天一早，周围的人就都戴上了口罩。回来后，就是一系列的呼吸道传染病培训和演练，我也被派到临时成立的隔离病房作小组长，医院还紧急购进了几台无创的小呼吸机，我先给自己戴上试试，直接体会下病人的感觉。随后，我们重症的几个医生给全院和周围县市医院的相关人员做基础呼吸机使用培训。有一天，督导组到我院检查，我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迎检，专家只问了一句：你热吗?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非典”波及面相对局限，我们这儿没有，病毒也来去匆匆，随着天气的转换就悄悄地走了。尽管惊吓一场，但因为结局不算太坏，且持续时间不长，更像是一场“虚惊”。现在想想，这个问题实际上被低估了。
作为我个人，感觉重症这个专业作用越来越大，个人价值也能体现，你看看，大家对你的需求在增加，在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我们能冲锋在前，为更多的人做事，还有好的效果。
因为这场传染病的流行，老百姓知道了钟南山院士，知道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尽管还不像今天印象如此深刻。作为勇往直前的重症，得到国家的认可，在各位先驱的努力下，2005年3月，中华医学会也把重症医学分会纳为其成员。
2008年5月12号的“汶川”地震，重症的医师们又冲到了前面。5月17号，伤员并发症的高峰期，我作为山东省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一员也去了四川。从接到医院通知到走上高速，一个多小时时间。看着全国涌向灾区的车辆，从上到下众志成城的决心，我的感觉不再仅仅是一份专业热情，更是一份责任，相信大多数伙伴都会有相似的转变。也就在入川的第二天晚上，趴在时而晃动几下的木板床上，火线写下的入党申请书。
山东医疗队中重症医生占了一半，救灾历时21天。10年后，再去汶川参加大型义诊活动，看着今天的美丽汶川和映秀，人们和善的笑脸，油然一种自豪和感动。
同年7月，国家正式批准重症医学为临床医学二级学科，授予学科代码320.58，并被列入临床一级诊疗科目，要求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建立ICU。之后的十多年，也进入了ICU的高速发展期。
也是这个时候，“加强医疗科”的名字再被替换，命名为“重症医学科(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尽管还习惯称之为ICU，然而，重症医学作为一门医学分支，是一个体系，已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 “Unit”，而如何理解、完善、发展这个体系，如何使重症医学不仅在抢救，还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个过程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在之后的多次历练中逐渐摸索的。
比如，重大车祸伤、集体食物中毒等，这些病人有轻有重，在突然出现多个病例时，怎么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为此，我们又单独成立了ICU过渡病房，对这些病人集中收治，集中筛检，集中监测和管理，再根据情况集中分流，在ICU主导下，发挥多学科优势，有效避免了分诊困难，救治耽搁或病情恶化时处理的延误。
ICU已经从单纯的抢救，扩展到更大宽度地保障人民健康的方向来，在这个过程中，促使这种功能进一步完善，也进一步思考的事情，无疑是历年的流感。
2009年3月，北美发源的H1N1流感不是相关人员很难切身感受到其严重性，这波大流行最终波及到214个国家和地区，直到2010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大流行结束，之后陆陆续续发病，直至今天。我们国家也深受其害。
15年底前后，有三个中晚期妊娠的孕妇，都是危重型H1N1病毒性肺炎，同时住在了ICU的22、23、24床，都是呼吸机也不能维持呼吸，同时用着ECMO(体外膜肺氧合)，最终好了两例，其中一例还联合用了干细胞，她是幸运的，直到现在还常到我们科里，带着她虎头虎脑的大胖儿子。
但是，这种病毒性肺炎与其他感染究竟有什么不同?哪些药物有效?哪些无效?什么时候用呼吸机更好?用无创的还是有创的?ECMO早用还是晚用?干细胞怎么样?……，尽管我们抢救成功了两例，这是不是最经济的方式?这次三个病人同时应用了ECMO，大家忙得已血脉喷张，如果有更多类似的病人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预防重症的方法?重症医学在类似的疫情中还能做什么?……，等等这些，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突袭，直到今天。我们深刻感到重症医学的责任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
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最主要有两点，一是波及的范围，二是造成的人员伤亡。不良的预后，尤其死亡率的增加将直接关系到事件的定性，社会的稳定。
当最初听到武汉有不明原因肺炎报道的时候，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们睁大了眼，首先做的是动员和培训。近些年，尽管ICU人员和床位激增，但年轻人居多，对类似当年“非典”这种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传染病所造成的机体和社会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强化思想、提高警惕是首要工作，力争使所有ICU医护人员完成从被动执行到主动监督的转变。为此，科里做了传染防控、专业知识解读、人员分工、设备和床位的准备等一系列工作。疾病真来了，我该怎么办，就像打仗，尽管我们还不充分知彼，但要做到充分的知己。
这是重症医学经过这些年的磨练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重大进步：保持足够的清醒，做好充分的准备。
还是大年初一，医院派出了首批支援武汉的人员，我们科去了具有呼吸管理专长的小田，之后又去了小聂和小朱，三名小伙子，后来证明他们都把工作做的极为出色。在送行仪式上，我又想到当年在“非典”、“汶川”地震时的激情，现在又有新一波的年轻人冲了上去。
作为在家看守的我们，“狼”真的来了。从第一例开始，逐渐增加。依据医院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文件，医院设立了首席救治专家、专业组组长、各专业医疗人员组成的三级管理构架模式，首席专家为重症医学科主任，负责全院新冠的筛查、治疗、组织多学科讨论和与医疗有关的重大决策等工作。医院也成立发热病房和发热重症病房，重症这边几乎派出了我们科一半的中间力量轮流值守，床位：医师=1:2，床位：护士=1:5。阵容豪华，严阵以待。
之后，按统一部署，所有确诊病人转到定点的市传染病医院集中隔离治疗，2月12号，我被派去进驻传染病院，负责重症病人的筛查和治疗工作。专业人员匮乏是共性问题，为了更合理地管理，我们首先对所有的确诊患者，根据不变因素(年龄+基础疾病)和可变因素(病情动态变化等多项指标)进行评估，动态监测，按肺炎严重程度评分的高低，将病人分为低、中、高危三个层次，重点加强对中、高危病人的管理，避免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要早发现，早重症医学的介入。
就在进驻传染病院的第二天晚上十一点，筛查的高危病人中有1例急性加重，发热近40°C，呼吸困难，确诊为危重型，随即转至我院重症隔离病房，无创呼吸机、血浆置换，重症团队专业管理，仅5天后，病人转危为安，脱离呼吸机，核酸转阴。不知道这是否是新冠肺炎最早采用血浆置换的病例——2020年2月14号。大家后来看到，血浆置换写进了危重型新冠肺炎救治的专家共识中。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聊城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清零的地区，零死亡，零医务人员感染。据统计，在驰援湖北的4.26万医护人员中，1.9万为重症专业，这占到全国重症医护人员的十分之一!
看着大街上逐渐增加的人流，35天时间，弹指之间。你会长舒一口气，由衷地产生作为重症医生的自豪感，感受到重症医学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作用。
和之前相比，疫情期间和之后，我们还积极总结经验，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希望能给同行带来启示，并参与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写了多篇有关新冠的科普，在电台、电视台也做了多次防控宣传。吴主任写的《集中优势资源，提高新冠肺炎诊治成功率》在《健康报》和《大众日报》发表，积极探索新冠防治的“聊城经验”。科技部给我们发来表扬信给予肯定和鼓励。
重症医学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作用逐渐凸显，不仅仅在于全面精准的监护、滴定式的治疗、丰富高端的救治模式。我们知道，消化科针对的是消化系统，呼吸科针对的是呼吸系统，甚至再向上分，外科主要是手术相关性疾病，内科是非手术相关性疾病，而重症医学是另外一种分类，是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传统学科首先是诊断、强调的是诊断的准确性，先瞄准后开枪；重症医学首先考虑的是疾病导致的生理紊乱，强调的是生理紊乱中危及生命的部分，是边瞄准边开枪。重症医学被定为像内、外、妇、儿一样的二级学科，但就其性质而言，已经超越了二级学科的传统意义，她作为一个体系，是基础的、纵向的、交叉的、立体的。就因为此，重症医学的引导者们正带领大家，一步一个脚印地丰富完善着自己——自身的强大是能做出实际贡献的基础。
尽管重症医学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从防、控、医、教、研、宣，甚至到一些决策制定，都全程参与，但是，就单从抢救这一个点看，虽然我们有如此多的监测方法和救治手段，到底该怎么合理准确地运用，有怎样的人去实施，这样的人员能不能储备充足，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和优化的问题题。
“沉舟侧畔千帆过”，“长风破浪会有时”。
面对生命，面对危及生命的重症，重症医学最终的发展还会回归生命的本质。在可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也会以更科学、更高效的方式去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文：重症医学科 田锁臣
